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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经济70年·经济特区|亲历者吴南生、邹尔康:深圳特区:

[2019-11-23 15:39:11] 点击量:3475

经济特区

改革开放之初,为了尽快促进经济发展,中央政府设想给予广东和福建两省更多的对外经济活动自主权,以充分发挥两省毗邻港澳台的优势,扩大对外贸易。1980年8月,深圳、珠海、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成立,为中国改革开放开辟了新的探索。深圳也完成了从边境小镇向超级城市的转型:总经济总量从1.97亿元增长到2.42万亿元,位居亚洲前五名。2019年,深圳将肩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的新使命,向全球基准城市迈进。这位英国经济学家评论道,“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,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。世界上有4000多个经济特区,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深圳奇迹。”

1984年1月26日,邓小平(左前)眺望深圳蛇口“海洋世界”旅游中心的蛇口工业区。(新华社)

深圳经济特区:奋力拼搏

20世纪70年代末,广东经济就像整个国家一样濒临崩溃。当时,贫困潦倒的广东与邻近的香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在这种反差的刺激下,农民从广东边境的外流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。

1977年11月,邓小平复出后首次访问广东。广东省委领导向他报告了这个问题。邓小平说,“这是我们政策的问题”和“军队不能处理这件事”。

这一阴谋后来被认为为建立经济特区奠定了基础。

让广东迈出第一步,放手吧。

然而,归根结底,由于贫困,改革开放仍然是一种强烈的愿望。1979年2月,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赴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。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,贫困和破败震惊了吴南生。“大家一起贫穷,你贫穷,我贫穷。它非常破旧。我反复思考,怎么办?我们如何才能迅速改变这种局面?”吴南生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他曾请香港商界的朋友帮他想出点子。他们建议香港、台湾和新加坡建立自由港或出口加工区,这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。

吴南生立即写信给广东省委,表示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的潜力很大,应该“下放一些权力,让他们继续工作”。

回到广州后,广东省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此事。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Xi中训说:“如果我们想做任何事,我们就想在全省做任何事!”吴南生说,“他不知道全省做不到。全省都做不到!最后,我们将在汕头、深圳和珠海进行讨论。”Xi中训让他们写一份报告。当年4月,当他去北京开会时,他要求中央政府给他一些权力,这样广东就可以放手去做了。

中央政府同意广东的提议。最后,决定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和厦门划出部分地区作为试点特区。深圳和珠海可以先试点。

但是这些地方的名字仍然不确定。邓小平说:“就叫它特区吧!陕甘宁是特区。”

没有钱,我们只能奋力逃生。

如果特区要开始建设,启动资金从哪里来?

深圳市前副市长邹尔康(Zou Erkang)向媒体回忆说,当时深圳一贫如洗,基础设施极差,没有水,没有电,没有道路,没有酒店,什么都没有。“你得搞些基础设施。第一个困难是资金问题。广东省的领导人去了中央政府,希望中央政府能给他们一些钱。邓小平同志说,中央政府没有钱,但是可以给政策。你可以奋力逃生。"

“没有钱,只能打我们的出路。这条血路是怎么来的?中央政府出台了几项政策,允许外资和银行贷款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钱可以赚钱。这个想法是香港人提出来的。”例如,邹尔康说,一位外国商人正在深圳建一栋大楼。计划是建五层楼。三楼建成后,他开始出售,一路建造,一路出售,等等。“钱可以赚钱。这是市场经济。”

然而,所有的事情都是困难的。吴南生也是深圳市委一秘。他想先利用外商来建设基础设施,但外商拒绝了。

那年冬天,副总理顾牧来到深圳。吴南生一路上陪着他。那时,道路正在修建,尘土飞扬。他对顾牧说,“我总是需要一些酵母来做馒头。没有酵母我怎么做馒头?你能给我一点贷款吗?”顾牧说,“好吧,让我们看看。我借给你3000万元,3000万元够你用一年了。”吴南生用这3000万元修建了深圳第一条主干道深南大道。

除了基础设施建设,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立法。香港总商会的人建议吴南生说:“无论如何你都要立法。如果你不立法,谁敢来?没有立法,外国人最害怕。”吴南生深信不疑,立即主持起草了《广东经济特区工作条例》。

一年后,全国人大通过了《广东经济特区工作条例》。这项规定一宣布,每个人的心就安定下来了。深圳人不再逃到香港。相反,香港的富人跨过罗湖桥赚钱。吸引他们的是深圳的商业机会,那里税收便宜,工资便宜,土地便宜...到处都有赚钱的机会。

“深圳经济特区一旦成立,真的很快就会生效,这你很难想象。中央部委和各省的干部和儿童都来到了深圳。”吴南生形容这里是一个未被发现的人才之地。“我在那里,我不知道我每天要去找多少人。我有老朋友和我不熟悉的人的孩子。当他到达时,他说,'叔叔,我父亲让我来和你打招呼。我想,你父亲是谁?叔叔,我想买点东西。我没有港币。你能帮我收集一些港币吗?都一样。"

当时,深圳的工资比内地高得多,这对人才很有吸引力。顾牧曾经来深圳一家酒店吃饭。他问服务员,“你的月薪是多少?”服务员回答说,“450。”顾牧开玩笑道,“天啊!你拥有的比我多,那你就要善待我。”

然而,疑虑也随之而来,例如,“深圳改变了除五星红旗之外的一切”、“经济特区成为走私渠道”等等。

吴南生生前向媒体回忆道,“1982年邓小平来广东过春节时,任钟毅前来向他报道。他说:“如果你不听报告,你就得休息。”“你为什么不让报告,也不说话?由于中央政府召开了两省会议,陈云同志就计划经济问题发表了讲话吴南生说,从那以后,他压力很大。“所有的压力都压在我身上,因为主要是到特区。压力不仅来自北京,也来自我们当中一些“叛逆”的人。你别无选择。”

在关键时刻,顾牧一直支持他。“如果没有他在上面,我对此无能为力,那么一场灾难就会发生。”吴南生认为,谷牧是中国建立特区的一大贡献者。另一方面,国际社会当时也对中国是否真的长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心存疑虑。

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。

所有这些问题直到1984年才得到解决,当时邓小平在特区成立五年后首次访问深圳。

吴南生回忆说,当邓小平到达深圳时,他们给他一份工作报告,并要求他给予指示。邓小平说:“我现在不会说,但要等到我回到北京。”

“这吓坏了每个人。”吴南生说,第二天参观后,情况好多了。蛇口稍微好一点。在深圳,他让他写一篇题词。在蛇口,他让他写一篇题词“海洋世界”。抵达珠海后,主题是“对珠海经济特区有好处”。“这个消息传到深圳,深圳市委全体都疯了。珠海经济特区不错,也就是说深圳经济特区不好。我该怎么办?”

深圳立即派人去广州,等待邓小平从珠海回到广州去寻找他的题字。等了三天之后,在除夕夜的早上,邓小平从外面散步回来了。邓荣把纸和墨水准备好了,说有人特地来请你为他们写一个字。

邓小平最后问: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,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。

邓小平写下这句话后,“整个气氛不同了。所有市长和秘书都要求建立一个特区。过去,特区被认为是一种选择。现在我知道这是对的。”全国各城市的干部分批去深圳学习。深圳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感到新鲜。中央政府还邀请外国使节分批访问深圳。他们认为中国真的要改革开放了。

同年,中央政府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地区。除了这四个特区之外,它还按照特区的某些政策批准了从大连到北海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。

因此,1984年成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发展最关键的一年。

(本文是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18年的一篇报道)

编辑:陈冬冬

(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18期《中国经济周刊》上)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19年第18期封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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